期“设计作品”栏目刊登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素朴工作室的湖北大冶桃里–沼山村村民中心，湖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地方工作室的长沙智谷数字空间站，致正建筑工作室的舟山虾峙轮渡码头，空格建筑的嘉宝莉涂料产业园，和
汪原以“建筑作为一种知识实践”的观点解读了素朴工作室将废弃炼土厂转化为乡村旅游与村民共享中心的实践，并提出建筑学如何突破自身的学科边界，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空间生产，以及建筑师如何从设计技术专家转化为“社会–技术–文化”系统中的“知识组织者”这一命题。魏春雨、蒋康宁、许昊皓以长沙智谷数字空间站的设计为例，通过“空间冗余”“形式冗余”“结构冗余”乃至“信息冗余”，探讨了“冗余”思维在现代建筑中的多重价值。谭峥、黄宇杰探讨了舟山虾峙轮渡码头的“津渡-岛居”双重身份，以及建筑师在非标准建设环境中的角色与工作机制。苏杭以嘉宝莉涂料产业园为研究对象，探讨工业建筑中的“日常性”构建。姜俊以浙江丽水古堰画乡艺术中心为例，探讨“空间生产”在地方文旅与城市更新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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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浙江丽水古堰画乡艺术中心为例，探讨“空间生产”在地方文旅与城市更新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其设计理念、建造过程和运营现状，并借鉴“毕尔巴鄂效应”，阐述文化建筑如何通过公共空间创造和当代艺术展示，激发地方经济活力与社会创新。同时，文章也指出，虽然该项目借融合地域特色与现代建筑语言的设计脱颖而出，成为当地文化地标，但其运营机制仍面临挑战。文章强调，文化建筑的成功不仅依赖卓越的设计，还需全球与本土资源协作、多层次经济支持和可持续运营模式，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地方与全球的文化纽带。
引文格式：姜俊. 尚未完成的“空间生产”:浙江丽水古堰画乡艺术中心[J]. 时代建筑，2025（2）：112-119.
设计团队：郝军、何雅量、胥昊、万云程（建筑）；祝骏、金煜庭、杨莉、梁国庆、张思思、吕斯琪、邓皓、葛震亮、邱丽珉、陈文（室内）；李上阳、金剑波、饶非儿、张文杰、李俊（景观）；刘欣慧（VI系统）
在线年代之前，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仅是一座依海而建的工业小镇，随着钢铁与造船业的日渐衰退，逐渐陷入沉寂。1991年，这里迎来了转机，毕尔巴鄂市政府与古根海姆基金会携手合作，决定在此设立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分馆。这一举措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并特邀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担纲设计。1997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落成并对外开放，该馆以现当代艺术收藏为主，涉及绘画、雕塑、装置艺术等诸多领域，迅速跃升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座博物馆的诞生，不仅为毕尔巴鄂市增添了一座标志性建筑，更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这一项目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命运，是文化引领城市经济复兴的典范。历经三十余年的沉淀与总结，城市更新领域逐渐孕育出一个概念——“毕尔巴鄂效应”
。其核心价值在于，它有力地证明了文化艺术对于城市复兴与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通过精心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地标，可以吸引游客、投资者，以及创意人才，进而激发城市的整体活力与发展动力。因此，在探讨由line+联合创始人、主持建筑师孟凡浩团队设计的丽水古堰画乡艺术中心时，笔者有意将其置于“毕尔巴鄂效应”的框架下进行深入剖析，旨在通过国际范例与中国本土实践的对比，更加深刻地理解“空间生产”在城市更新中的成功之道与潜在挑战。
“空间生产”作为本篇文章标题的关键词，源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经典著作《空间的生产》。[1]他强调，空间并非是一个客观、数学化、均质且中立的静态背景，而是一个由复杂社会因素共同建构的动态实体。具体而言，空间是在多种社会实践、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的交织作用下，不断被生产、再生产和重构的。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还塑造着我们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通过“空间生产”的视角，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空间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建筑空间如何成为塑造社会现实与个体经验的重要力量。
丽水莲都古堰画乡小镇，位于浙江丽水市莲都区，地处碧湖镇与大港头镇交界，距市区23 km，面积13.18 km2。浙江丽水市莲都区的古堰画乡小镇，得名于拥有1 500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通济堰”与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地方画派“丽水巴比松”。这里，“古堰”与“画乡”隔河相望，共同孕育了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镇，使其逐渐演变成一个集绘画展示、风景写生教育基地与古镇民俗旅游为一体的多元化生态系统。鉴于“丽水巴比松”画派的地方特色及小镇的文化旅游定位，2020年，当地政府决定在小镇的核心区域筹建一座艺术中心。
历经4年的设计与建造，丽水古堰画乡艺术中心在2024年4月28日盛大开馆，并正式投入使用。这座艺术综合体不仅是丽水市规模最大的文化机构，更将成为当地文化艺术展览活动的核心平台，承载推动文化艺术交流与发展的重任（图1~图3）。
在艺术机构的范畴中，艺术中心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与博物馆和美术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它们都具备艺术收藏和展示的职能，但艺术中心更多地侧重于展示而非收藏，旨在精选同时代最前沿、最具创新性的艺术实践。这种对当代艺术的关注与呈现，使得艺术中心在推动艺术发展、引领艺术潮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顾历史，博物馆和美术馆作为现代文化和艺术的公共展示机制，其起源可追溯至18世纪末，并在19世纪逐渐成形。这一机制的诞生，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它旨在构建一个理性的市民社会，并塑造新的民族想象共同体。这一过程中，人类关于世界的“大叙事”
[2]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神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人为中心。而民族“叙事”作为“大叙事”下的细分“小叙事”，在塑造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影响至今。
在新时代背景下，艺术中心等文化机构逐渐取代了教堂在旧城市中心的地位，成为代表世俗权力和人类“大叙事”神话的新地标。它们既承载着展示和传承文化艺术的重任，又凭借各具特色的功能，共同诉说着全人类、本民族，以及本地域民众的创造力神话。
在欧洲的许多老城，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清晰地映射出“大叙事”的转型轨迹。以科隆为例，这座城市的布局就生动地讲述了从神权到人权、从神圣到世俗的演变故事。科隆大教堂，这座巍峨壮观的哥特式建筑，至今仍是城市天际线的标志性存在，它见证了中世纪时期的神权至上。然而，当游人绕过这座教堂，便会发现两座截然不同却又相互辉映的博物馆，它们共同诉说着新时代的故事。其中一座是罗马-日耳曼博物馆，代表着19世纪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叙事的建立，特别是展示了民族主义，即日耳曼人的伟大历史，收藏有大量科隆地区罗马时代的文物。边上，成立于1976年的路德维希美术馆则以其金属表皮的建筑风格和现当代艺术的收藏，成为科隆文化景观中的又一亮点。这里收藏的艺术品从波普艺术到俄国先锋派，从德国表现主义到抽象和超现实主义，它们共同展示了现当代人类在艺术创造上的无限可能。尽管面临着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挑战，但我们依然生活在启蒙运动所建立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大叙事中，以及各自民族主义的次级叙事中。抛开哲学、文化和科技圈对于后人类的论述，地方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还是可以被理解为这一大叙事的圣所。回到丽水古堰画乡艺术中心的主题，其必然会赞美全人类、中华民族，以及浙江丽水人的伟大创造力成果，通过怀古与述新，塑造新的地方公共空间与精神生活。
小镇被江水分为南北两岸，北岸是拥有古堰渠和古樟树的堰头村（“古堰”），南岸则是艺术院校的写生基地大港头镇（“画乡”）。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港头镇逐渐发展成为美术和摄影的创作基地，而艺术中心就被安置在小镇中心（图4、图5）。
古堰画乡小镇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凭借旖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目前，小镇内已拥有150余家民宿与农家乐，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住宿选择，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古堰画乡小镇吸引了众多美术学生、观光客和画家，甚至孕育了“丽水巴比松画派”，但它在全国众多美术院校的写生基地中差异化程度不高，“画派”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地方性文艺活动，尚未进入全国画廊艺术产业的链条之中。加上商业文旅所构建的过于同质化的古街和民俗活动，很难说凝聚了一种独特的、值得展示的地方精神。如果实地走访，依然会感觉这里缺乏一个可以凝聚整个历史文化和地域精神的公共空间，也就是说缺少一个物理化的实体，以纪念碑的方式使得小镇的古代“古堰”和现代“画乡”，以及可以被畅想的未来融合起来。这对于建筑师的要求是建造的不只是一座能容纳艺术活动的建筑，而且是一个空间叙事的精神容器。建筑师孟凡浩希望通过艺术中心孵化出一场场能将生活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以及来到这里的游客聚集在一起的公共节庆和仪式，重塑场所的灵韵（Aura）。
[3]小镇四周群山环绕，北面紧邻瓯江大溪段。艺术中心的地块原本是停车场，坐落于小镇高密度的老居民区中，与保留着传统聚落形态的古街近在咫尺。在前期调研和策划阶段，设计团队意识到作为精神聚集地的公共建筑通常也是各种文化活动和仪式的“舞台”，就如同保罗·克利（Paul Klee）1921年为包豪斯学院画的教学结构图，“建筑”（Bau）和“舞台”（Buehne）被放在向心圆的中心。
基于毕尔巴鄂效应，公共文化建筑除了是一座提供各种表演的舞台，它自身也必须是一个奇观，就如同欧洲古代的教堂。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新时代、新叙事下就是人类创造力和地方精神的祭祀场所，它以华丽的外观、庞大的体量创造了一种和周围环境的撕裂感，即神圣、精神空间和日常空间的分离。与毕尔巴鄂的情况不同，虽然当地政府知道艺术中心的必要，并计划和实现了它的物理性出场，但并未对艺术中心所承载的精神有所规划，更未对中心与城镇的关联、后期运营模式及展示等关键要素进行充分规划，这一状况直至建筑落成后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反观毕尔巴鄂的成功，其背后是市政府与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紧密合作、建筑大师盖里的非凡设计，以及基金会丰富的艺术藏品和精心策划的展览。这些因素共同助力，使得一个工业衰退的小城成功转型为创意文旅的热门目的地。
对于古堰画乡和设计团队而言，他们的境遇远非幸运所能形容，因为艺术中心的未来仍旧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在缺乏外部文化和资本力量注入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毕尔巴鄂那般的轰动效应无疑是天方夜谭。甚至从艺术中心的日常运营角度来看，仅仅依靠小镇现有的下乡写生基地和旅游产业作为展览的支撑，也远远无法维持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长期运转。因此，在任务书制定的初期阶段，孟凡浩团队便展现出了超前的思维，他们提出了运营前置的理念，并与业主深入探讨了项目的定位，以及后续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尽管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建筑师的传统认知和能力范畴，并预示了其无功而返的结果，但他们的这种尝试无疑值得我们高度赞许。
即便艺术中心的未来仍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未来终究会到来。因此，设计团队必须确保项目在建成后既能拥有高效和专业的功能空间，又能兼容不同的文化和经济需求，也就是说，抱着打造文化和社区商业综合体的目的去展开工作，以面对未来种种不可预测的改变。
最终落成的建筑中，在巨大的展览空间之外，建筑师还着力将小镇日常生活融入其中，借助汇聚商业、文化活动、娱乐休闲、艺术策展、培训教育等多元业态与复合场景，激活并提升空间生产力。基于这一综合体思路，设计团队明确界定了艺术中心的两大核心功能：一是作为现当代艺术的展示平台；二是作为小镇居民开展日常社区活动的场所及配套文旅的商业空间。这与传统公共文化建筑所强调的隔离性和功能纯粹性截然不同，而是着重于精神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的并置与交织。这种并置主要体现在大型与小型体量的对话上，而交织则体现在场景的相互渗透与重叠上。
2。出于对艺术中心整体容量，以及展厅连贯的流线组织与交通疏散的考虑，建筑采取了上层大尺度巨构、悬空架高，而下层则由分散的小尺度体块构成的整体策略（图6、图7）。
艺术中心的建筑上层以超日常的巨构尺度容纳艺术展示功能。它由大小不同的展厅、连廊串联而成，并具有完整连贯的空间流线。顺应建筑形态起伏，形成“起承转合”的观展体验。
整个展示区被设计团队抬高，让其“悬浮”于小镇生活之上。作为艺术的上层建筑应该承载这个区域的文化精神，就如同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样。从外部远看，这一区域呈现为连续一体且不规则起伏的几何态，形成首尾相连的环状，与视觉所及的远山山体走势遥相呼应。同时，它在近处却与周边散状的民居住宅形成强烈的形式冲突，从而在大和小的体感撕裂中突出了“上层建筑”的纪念碑性。
展示区的内部整体为素色，红色金属锈板的楼梯贯穿其中，打破了通常封闭美术馆的白盒子印象，从内至外，由外及内，内外空间得以连通（图8~图12）。
与上层宏大的建筑构造形成鲜明对比，下层空间巧妙地融入了日常生活的街区尺度，一系列小巧精致的空间，如同错落有致的盒子被精心安排，以容纳多样化的零售商业和休闲娱乐设施。对此，设计团队提取了周边街区的原有肌理，并将艺术中心下层的小型商业空间与周围街区的街铺实现色彩和材质上的模拟，以延续这片场地的空间记忆。为了呼应周边环境，在商业空间铺装材料的选择上，设计团队特意选用了青砖、小青瓦，以及耐候钢板。此外，他们还将砖和瓦巧妙地融入地面铺装中，进一步强化了场所的领域感，使得整个艺术中心与周边古镇的环境更加和谐（图13~图15）。
当然一味地对周围环境色彩、材料的模仿是不够的。在形式上，设计团队做出了区别化处理，将下层空间整体进行现代主义几何造型化，使之符合当代全球审美，既融合本土又凸显出简约的差异感，从而为周围街区的未来改造和升级树立直观的参照和标杆。
在孟凡浩的设想中，下层空间的开放性有别于上层展示功能的封闭性。为此他还设计了不同的路径和区块沟通内外和上下，从而使得开放性和封闭性能顺滑和完美过渡，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艺术中心的建筑主体巧妙地紧贴场地红线进行布局，既坚守了老街的边界，又维护了街巷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建筑内侧围合出一大一小两个庭院，为艺术和日常社区活动提供了场所。
其二，面向老街与小镇的方向，通过边界退让与角部抬升处理，三个街角被塑造成宽敞开阔的街角广场，并配以底层架空空间，自然地引导着街巷中的行人步入建筑内部。
其三，在围合而成的空间内部，建筑二层设置了架空的连廊，有效打破了大型空间的单调感。此外，尺度各异的庭院广场进一步丰富了艺术中心面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宽敞的大广场为小镇提供了千人集会的理想场所；而小巧的庭院则围绕着保留下的百年古树展开，延续了乡镇中那种依附于大树而存在的、充满温情与回忆的寻常公共空间。
艺术中心到访者的观展路径一般以街巷广场为起点，穿过底层架空空间与庭院进入艺术中心，走过平缓的台阶式展厅、长坡道、悬空连桥，经由展览空间抵达屋顶。
正如前文所述，艺术中心的下层主要功能以商业零售为主，那些高低错落的小空间在尺寸、形式以及材料上都与古镇的风貌相协调，同时与上层的巨型结构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对比。
将大型商业零售空间融入美术馆和博物馆的设计中，早已不是新鲜事。这一理念的先驱之一便是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受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之邀，为其设计了新的西馆。该项目的初衷是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增强博物馆的吸引力。在设计中，贝聿铭融入了大片的商业零售区域，包括各类商店与餐饮设施，成功地将商业功能与博物馆空间融为一体。这一设计策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参观感受，也为博物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艺术中心的设计构思中，孟凡浩同样运用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综合体的策略，以灵活适应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趋势。当前，博物馆、美术馆与商业零售、餐饮服务的跨界融合正成为新宠，这一潮流的兴起，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艺术观赏在消费社会中逐渐转变为多元化消费体验的一环，融入了更广泛的文化消费范畴。同时，艺术欣赏本身所蕴含的社会交流价值，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周边消费领域的繁荣。“功能综合化”的设计理念，正是对这一市场需求的积极反馈，并且对于依赖多样化资金来源的艺术机构来说，商业店铺的租金收入已成为其财务稳定的重要基石。
深入剖析全球主流博物馆与美术馆的财务架构，我们不难发现其资助模式的多元化特点，这一模式可精炼为“上中下三层资助体系”：上层以政府为主导，通过资金扶持引导意识形态的主流导向；中层则仰赖本地财富精英的慷慨解囊，他们通过资助艺术机构来增强自身的文化影响力；而下层则来源于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包括会员费、门票收入，以及美术馆内诸如咖啡厅、书店、纪念品销售等附加服务的运营收入。“功能综合化”策略正是着眼于这一基层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拓展与效益提升。
最近30多年来，当代建筑的本土性表达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中心必须构建一个与古镇和谐共生的环境和氛围，同时它又必须开放、兼容来自全球优秀的文化实践，即我们所谓的“全球本土”（Gloca
。其中，在外观上特别引人注目的设计元素已在上文中有所提及，这里不再赘言。文化建筑如上所述，其实是一个人类、民族和地域精神的承载体，它同时也是一个舞台，持续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文化表演与仪式。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是展示人类、民族或地域历史文化遗产的殿堂，那么艺术中心和当代艺术博物馆则是探寻并颂扬当代艺术实践的先锋阵地，它们为当地民众和游客们提供了文艺休闲与精神升华的公共聚集地。
那么，这种“全球本土”表达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如同我们在艺术中心筹建之初所共同憧憬的那样，期盼着未来的展览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连接起小镇的过去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然而，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仅凭建筑师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汇聚来自多方面的力量：城市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在地社区民众的积极参与、艺术中心管理与运营团队的精心策划、社会各界的慷慨资助，以及来自小镇以外全球的联系、参与和支持。这是一场全方位的协作与共创，共同编织着艺术中心与小镇内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图16~图18）。
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论述中，“空间”的属性是多元且复杂的，正如古堰画乡艺术中心的建筑项目所展现的那样，它超越了单纯物理实体的构筑，是一次深刻的空间介入与再生产实践，更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一次重新梳理与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虽然承担了物理空间营造的重要角色，但真正推动空间生产走向深入的核心力量，却在于其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互动、政治博弈与经济运作。我们再次回到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它不仅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更对城市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全球知名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成功的背后，是建筑设计的前瞻性与创新性、城市更新战略的精准定位、展览内容的丰富多样，以及政府与基金会之间高效紧密地合作等多重因素的有机结合。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空间生产的强大动力，推动了毕尔巴鄂乃至整个城市的转型与升级。
因此，在探讨空间生产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物理空间的营造，更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多元因素，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空间的不断演变与发展。
与当今崇尚环保、绿色和在地性的设计理念不同，那个时代的建筑风尚更倾向于夸张的风格和高科技的造型。盖里巧妙地运用钛合金材料和流线型结构，使得建筑在阳光照耀下散发出独特而耀眼的光芒。他那解构主义的建筑风格和雕塑般的结构形态，与博物馆周边的日常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尽管这一设计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然而，正是这种视觉上的震撼力，吸引了无数建筑爱好者和游客的目光，使得博物馆本身成为这一建筑学派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成为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
这座出色的建筑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博物馆的视觉吸引力，更使得毕尔巴鄂这座城市成为了艺术和建筑创新的代名词。随着大量游客的涌入，城市的全球知名度也随之飙升，毕尔巴鄂因此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古根海姆博物馆落成之前，毕尔巴鄂曾饱受经济衰退的困扰，为扭转这一颓势，市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毅然启动了一项宏大的城市更新计划。博物馆的选址颇具匠心，它坐落于内维翁河（Nervión）河畔的一片废弃工业区上，政府旨在将这片荒芜之地重塑为文化和旅游的新高地。古根海姆博物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揽子城市更新计划中关键的一个，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发挥了强大的磁吸效应，有力拉动了周边基础设施的升级与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因此，对盖里独特建筑风格的选择，实则是深思熟虑后的战略决策。除此之外，市政府还大力推进交通设施的建设与改善，包括新辟地铁线路、优化城市道路网络，并通过绿化改造与人行道翻新，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整体环境。
可以说，博物馆的建设成为了这一系列城市复兴举措的强力催化剂，它不仅促进了毕尔巴鄂的经济转型，更助力了社会的全面重建，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当然，仅仅依靠建筑和环境的更新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只是构成了吸引人们聚集的“硬件”基础。真正能够让人们蜂拥而至的，是那些超越传统、注入新活力的艺术展览内容——“软件”。国际顶尖艺术家及其展览，正是这股强大磁力的核心所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不仅陈列着西班牙及国际知名艺术家的杰作（在地性），更会定期策划举办重量级的临时展览（国际和前沿）。这些展览横跨现代艺术至当代艺术的广阔领域，确保艺术爱好者每次造访都能发现新颖、引人入胜的内容。
此外，古根海姆博物馆还凭借其多样化的展览内容和卓越的艺术品质，不断吸引着游客的再次光临。而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国际声望，更会为博物馆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魅力。依托基金会的全球资源网络，毕尔巴鄂博物馆得以展出纽约、威尼斯等地古根海姆收藏中的珍稀艺术品。这不仅让博物馆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地标，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
光有外部基金会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这还需要本地政府的鼎力相助。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之所以能够顺利建设与成功运营，离不开巴斯克自治区政府、比斯开省议会与古根海姆基金会之间的紧密协作。为了共同实现建设博物馆的宏伟目标，政府与古根海姆基金会签署了一项长期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基金会负责提供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艺术资源支持，而地方政府则承担起资金筹措与土地提供的重任。这种合作模式为博物馆的建设、管理以及展览安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保了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政府与私营机构之间的这种紧密合作，为文化项目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成为了众多国家和城市争相效仿的成功案例。
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立，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毕尔巴鄂的旅游收入，还带动了酒店、餐饮以及商业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自美术馆开馆以来，毕尔巴鄂的游客数量激增，大量外国游客的涌入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更让毕尔巴鄂在全球范围内声名鹊起。
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看，博物馆的成功让居民深切感受到了城市复兴的喜悦与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美术馆所散发的文化魅力也激发了更多年轻人对艺术与创意产业的浓厚兴趣，为城市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并有效提升了居民的文化素养。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催生了前文所提及的“毕尔巴鄂效应”这一术语。它指的是通过打造标志性文化建筑来有力推动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复兴。这一效应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引发了众多城市的模仿与追随。诸如韩国首尔的“东大门设计广场”、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以及汉堡的“易北河音乐厅”等项目，都试图通过建设文化地标来助力城市的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得益于创新设计、城市规划、文化内容、战略合作以及社会效益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一成功案例不仅充分展示了文化建筑项目如何成为城市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更为我们提供了通过文化项目提升城市品牌、改善经济状况的有效途径与宝贵经验。
笔者记得在古堰画乡艺术中心封顶的那一刻，建筑师孟凡浩既为他的作品即将诞生而感到喜悦，同时也对它的未来充满了焦虑。他深知，一个建筑作品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其外观的华丽或设计的独特，更在于它能否与周围的环境、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度的联结。于是，他委托作为策展人的笔者与艺术中心运营的负责人，一同前往上海参观了几家知名的美术馆。
然而，那半天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虽然让我们领略了上海美术馆的风采，但却无法立即为古堰画乡艺术中心的未来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艺术中心作为一件建筑作品，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成功的。它巧妙地融合了当代的建筑语言和地域特色，为古堰画乡带来了一股新鲜的视觉冲击力，激发了当地人对美的向往和追求，也迅速成为了外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圣地。但我们深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尚未完成的空间生产与文化赋能。在艺术中心获得活的灵魂之前，就如同在毕尔巴鄂发生的奇迹那样，它更需要一个连接全球和本土，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元协作机制，和一个强大有力的运营团队，以及持续充裕的经济保障。他们能真正为这里带来精彩的有磁吸力的项目，让人们前来，在这里停留、感受、思考，并产生共鸣。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图19）。
（图片来源：图1、图4、图16©DONG建筑影像；图2、图5、图7~图10、图14、图17~图19©苏圣亮；图3、图6、图11~图13、图15©line+）
① “毕尔巴鄂效应”（The Bilbao Effect）第一次出现于1997年的《》。这一术语是在该年随着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落成和成功而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指代通过文化设施的建设推动城市经济和文化复兴的现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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